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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性新闻的经济学

  媒体和记者可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、时间和金钱来报道一件事的来龙去脉;而我们作为普通人,不会、也没有能力这样做。为此,在海量信息消耗大量注意力的现代社会,这正是记者们的价值所在。

  翻开眼前这本厚厚的、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詹姆斯·T·汉密尔顿撰写的《调查性新闻的经济学》,里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表格。不知道是学术界的“新时髦”,还是迫于美国乃至全世界各种机构——政府也好,学术机构也好,新闻媒体也好——对“漂亮数据”的痴迷,汉密尔顿教授花费大量精力,用量化数据来表明调查性新闻所具有的社会价值。然而我想任何一个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——从非洲大草原到繁华都市——都不会否认调查性新闻所具有的价值:难道不正是这些新闻,让我们看到自身的真实处境,让我们看到彼此吗?

  所谓“经济学”,是指汉密尔顿教授将调查性新闻的“投入”与“产出”,折合成“经济价值”进行比较。譬如,2008年12月,北卡来罗纳州的《新闻与观察者报》,连续三天对该州缓刑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报道,最终使政府改变相关政策;按与缓刑犯有关的凶杀案受害者人数计算,政策改变后每年至少有8人免于受害,这意味着报社20万美元的投入(一名记者6个月的调查、编辑工作、报纸版面价值),产生了7390万美元的社会效益,即每1美元新闻成本的政策净收益为287美元(按2013年美元不变价计算)。

  还有一些数据看起来不这么“抢眼”的例子:美国KCBS电视台关于当地餐厅检查制度的报道,记者历时8个月从政府部门取得相关数据,经过4个月调查,最终推出的系列报道,改善了当地卫生检查制度管理,从而降低了消费者“因用餐而染病的可能性”。该新闻投入与产出的比值为1:1.7,即1美元的新闻投入产生1.7美元的社会效益。事实上,这种报道的价值及其在社会层面上产生的“心理安全感”,根本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。

  虽然有时书中的大量数据令普通读者感到乏味,但该书的价值却也体现在“数据”之中:20世纪90年代,美国前五大新闻机构囊括了主要调查性新闻奖项的30%,到了21世纪,这一比率变为50%;从2005年到2010年,向联邦机关提交信息公开请求的地方报社数量下降近一半;近年获得调查性报道普利策奖的记者平均年龄上升近10岁(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)……面对这些并不乐观的前景,汉密尔顿教授寄希望于通过“计算编程与新闻结合”,降低发掘新闻的成本,开辟新路。

  也许是为了激发新一代记者从事调查性报道的热情,该书用了一章篇幅,讲述美国著名记者帕特·斯蒂斯的职业生涯。斯蒂斯信奉“记者的工作目标是带来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正外部性”,在其于1966年至2008年间所写的314篇报道中,有159篇引发了相关法律、政府计划、措施与流程等实质性改变,其中有31篇催生了新法律,被誉为“以一己之力改变社会的调查记者”。斯蒂斯对年轻记者的建议是:“一定要问为什么,任何新闻里,事情的起因往往是最有趣的部分”;“数字也许是基础,但驱使人们去阅读的是人,人的经历、讲述、感受,是这些让一篇报道生动起来。”

  “如果学校董事会成员知晓有记者在记录他们的所作所为,他们可能会变得在意公众反应,更加忠实地履行承诺。”正如书中这句话所透露出的,调查新闻体现了“守望”这一人类精神所代表的社会凝聚力:正是这种“在意”——而不是“互不在意”——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。

  在借助互联网、社交媒体等通讯形式,可以越来越方便地获得自己想要的各种信息的时代,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媒体和新闻记者呢?答案就藏在汉密尔顿通过数据所揭示的事实之中:媒体和记者可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、时间和金钱来报道一件事的来龙去脉;而我们作为普通人,不会、也没有能力这样做。为此,在海量信息消耗大量注意力的现代社会,这正是记者们的价值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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